刘月明：围棋与儒释道 围棋是圣人教化万民的载体
围棋与儒释道之一
作者：刘月明
儒家学说可以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基础。是以孔孟之学的发生，发展，演变为对象，以求索自然，社会，人生的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。以仁礼贯通天，地，人为核心，以天人，义理，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，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。儒家学说是以人为本之学，是正心诚意之学，格物致知之学，修身齐家之学，也是治国平天下之学。自有儒家学说起，便对中国的政治，经济，军事，文化，教育，艺术等各个方面，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这一影响在亚洲犹为突出，并波及全球。
在中国历史上围棋论中，关于儒家学说与围棋的关系，其实曾经出现过，两种不同的态度与认知。一种是“一致说”，认为围棋与圣人之教的儒家学说是一致的，另一种是“异质说”，就是认为围棋博弈中争斗谋利的思想，与圣人之教的儒学是不相符的。但如果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，或事实与结果来讲。儒家学说与围棋其实是有相互补充，互补，互相成就的。因为从中华民族几仟年封建王朝，儒家为社会主导地位的角度来看，围棋弈道一直以来都是很繁荣的。但如果把儒家学说的道德理念，生搬硬套的放在围棋博弈上来，又不完全符合棋道规律。儒家学说，有博大的包容性，和对德性才艺的重视，也滋养着围棋本身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发展。儒家学说中关于“仁”，“礼”，“中庸”，“民本”，“和为贵”的思想，其实也影响着围棋的博弈理念。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王朝官学体系中，六艺，礼，乐，射，御，书，数，就已经成为当时的国子必须掌握的基本才能。儒家学说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自然也将六艺视为儒士的必备才能。《孟子，告子上》云：弈之为数，小数也，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可得也。”肯定了围棋与“数”的关系。晏天章在《玄玄棋经，序》，中明确指出：“弈之为数，即六艺之数也。”三国时期，著名的文学家邯郸淳的《艺经》首立“围棋”一目。到了西晋时期，文学家蔡洪称围棋为“握众巧之至权”。第一个文字描述提出“琴棋书画”最早的是盛唐时期，文人何延之在《兰亭记》。当把“琴棋书画”合成为“四艺”，从此儒家士大夫，传统文人，便把围棋作为必备的学识修养，艺术品位，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，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依仁志道，据德游艺，乃是儒家的修德之方。《论语，述而》云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宋代大儒朱熹认为，儒士为学，首先应当立志，志于道，就能够正心诚意而心无旁骛。其次应当执守德行，使道得于心而不失去，不违仁义，如此才能保持德性，玩物适情，涵养从容，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成为圣贤。
儒家对于，道，德，仁，艺，的重视和追求，对围棋棋理的发展过程，也产生了显著影响。让围棋不再是一种局限于斗争谋伐的智力游戏，提升成为了修德适情的君子之艺。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当今社会，在教育以分数论，结果论，大部分家长处于无端焦虑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，把围棋教育，当成一种让孩子修身养性的工具，来使用和看待时，围棋教育必然可以得到更加长远，更有空间，更加良性的发展。中国传统文化的围棋起源说本就是：“尧造围棋，教子丹朱”。我个人认为“尧造围棋，教子丹朱”。至少说明了三层含义，一，围棋是圣人制器设道。二，围棋具有教化心性，闲情逸致的功能。三，儒家学说的本义，便是承继圣人制器设道以教化万民。“围棋”的出现，发明与创造，本身就自带了教育与教化的功能。
中国历史上，在儒家学说为主导，服务于统治阶级时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就是，不少朝代的当政者通过下围棋，来发现，识别，选拔人才。特别是考察他们所关注，或者是要任用的人。行于世，当识人，能识人，则知人。知人而善任，是儒家士大夫实现修齐治平，致君尧舜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。因此，识人和知人，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，显得犹为重要。围棋，不仅可以作为他们进德修业，修身养性，闲情逸致的重要工具，同时也可以为他们识人，知人提供参考和借鉴。《三国志•吴书•陆逊传》记载，东吴大将陆逊在出兵攻打襄阳时，敌情发生重大变化，大臣诸葛谨写信给陆逊请他速退兵。但逊未答，方催人种葑豆，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。谨曰：伯言多智略，其当有以。意思是说，陆逊（伯言）多有智略，他这样做一定有相应的安排。果然，陆逊对局势有充分的估计，和冷静的分析，经与诸葛谨密谋，以攻为守，全师而退。诸葛谨对陆逊的评价，可谓深知其智略。通过围棋，辨定力，看人在面临大事，担当重任时能否淡定镇静，从容应对。通过围棋，辨性情，看人的真实性情如何。《世说新语，方正》记载，东晋首位宰相王导曾于少年才子江虨对弈围棋。他明知自己要被江虨让两子，却仍要平下，以此试探江虨的反应。江虨并不立即下子，问其原因，江虨不加掩饰直接回答：你可能不行。旁边有客人说，这孩子开这种玩笑，真不懂事。王导却慢慢的抬头说：“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”。后来江虨果然成为栋梁之材，官至吏部尚书，宰相。王导从江虨袒露的真性情中，看到了他的长处和前途。通过围棋，辩潜质，看人特别是青少年的综合素质，发展潜力。《新唐书，李泌传》记载，李泌七岁时在唐玄宗面前应答，大学士张说所出围棋方圆诗，表现出极高的才赋，显现出其后发展的前景。“一日泌至，玄宗方与燕国公张说观棋，因使张说试其能。张说请赋，说曰：方若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”。泌即答曰：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聘材，静若得意。张说因此贺玄宗得奇童。玄宗大悦曰：是子精神要大于身。赐束帛，敕其家曰，善视养之。”后来，李泌果然事奉四帝，出入中书，官至宰相，大有作为。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《观棋》诗云：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优哉游哉，聊复尔耳”耳。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，依然不改乐观超然的心境。儒家的积极入世，使他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那怕身陷囹圄，也不改“致君尧舜”的政治理想。而佛家的超然出世，则使他无论经历多少坎坷磨难，也依旧不改其超然旷达的乐观心态。棋如人生，围棋既可以超越胜负，人生必然也可以超然旷达。从这一点上看，苏东坡是精通儒释道三家要义的，也是精通围棋的。
“圣人”是儒家最高标准的理想人格，也是才智道德的最高典范。在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中，“圣人”的形象是十分饱满而丰富的。孔子认为，圣人是拥有“仁”“智”“勇”的标准，并完美统一集一身。孟子说：圣人，人伦之至也”。并且还说：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”。将“圣”拔高到了近乎“神”的高度。《孔子家语》更是这样说“所谓圣人者，德合于天地，变通无方，穷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，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，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。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，此谓圣人也”。我个人觉得可以这样去理解：围棋本身就承载了，儒家对圣人遗风的敬仰和寄托，因圣人制器设道，围棋是圣人“教化万民”的重要载体。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，便是承继圣人制器设道，教化万民。围棋正好满足了儒家的所有须求，因此也一直被儒家士大夫，接受，喜爱，和推崇备至。
